中医妇科名家朱南孙
王采文　胡国华　整理编者按　朱南孙，江南通人氏，出身于沪上著名的中医妇科世家，现任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教授、主任医师，上海市中医妇科医疗协作中心主任。１９９１年被定为全国５００名老中医之一，１９９５年获上海市名中医称号，是一位享誉全国的中医妇科名家。
朱氏家学渊源，幼承庭训，得祖父南山、父亲小南之薪传，加之刻意求新，探微索隐，领悟殊深，行医５０余载，在中医妇科领域颇多建树。临床辨治倡“从、合、守、变”四法。对由输卵管阻塞所致的不孕症常用补气法以疏通络道。以通、涩、清、养四法治崩漏，宁神定志，顾护胎元；辨虚实以治子宫肌瘤，巧用药对。其所创制的“加味没竭汤”对原发性痛经疗效卓著，有关机理的研究被列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，并通过鉴定，曾获得１９９３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。主要论著有《中医妇科临床手册》、《朱小南妇科经验选》、《朱南孙妇科临床秘验》等。
要以良心和尊严来从事医学实践。
要把患者的健康和生命，作为首要关心的事。
———《世界医师会日内瓦宣言》朱南孙，女，江苏南通人，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教授、主任医师。１９２１年１月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。其祖父朱南山、父亲朱小南均是江南名医。朱氏为朱小南的长女，自幼天资聪颖，性格刚毅，深得祖父钟爱，取其名“南孙”，意在期盼她日后不让须眉，继承家学，宏扬祖业。朱氏从上海务本女中毕业后，就读于上海新中国医学院，１９４２年毕业前就随父襄诊。初涉医林即置身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中，渐渐成为朱小南先生的得力助手。１９５２年随父同入上海市卫生局主办的中医门诊所（上海市公费医疗第五门诊部及上海中医学院附属岳阳医院的前身）。历任上海中医学院妇科教研组副主任、岳阳医院妇科副主任、岳阳医院妇科研究室主任、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、全国中医妇科委员会委员、上海市计划生育研究会理事、岳阳医院妇科顾问等职。现任上海中医药大学专家委员会委员、上海中医文献馆馆员、上海市中医妇科医疗协作中心主任。１９９１年被定为全国首批名老中医，１９９５年底又获上海市名中医称号。
曾经荣获１９８３年全国“三八”红旗手及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，是上海市第八届人大代表。
朱氏临证５０余年，长期从事中医妇科临床、教学与科研。她秉承家学渊源，在继承祖、父辈医学成就基础上，亦上宗经旨，下采诸家。《内经》曰：“阴阳者，天地之道也，万物之纲纪，变化之父母。”朱氏领悟经旨，辨证从八纲，以阴阳为冠，归纳诊治妇人疾之要领为“审阴阳、看动静”。并将临床施治概括为“从、合、守、变”四法。治病的原则是遵《内经》“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，以平为期”，“所胜平之，虚者补之，实者泻之，不虚不实以经取之。”历代医家对女科论述中，朱氏服膺于张景岳、朱丹溪、傅青主等对妇科较有影响的诸家，比较赞赏《脾胃论》、《妇人规》、《医宗金鉴》、《血证论》、《傅青主女科》、《医林改错》等学术观点，临证多取其精义，善融会贯通，用其所长、择善而从。临证自有其独特风格，审证精细入微，重视审因论治，强调以辨证为本，衷中参西以提高妇科临床诊治水平，遣方用药则以平淡取胜，临床效验颇佳。她反对“熟读王叔和，不如临证多”之废理论、重临床的偏见，重视理论探讨，带领研究生及门生开展了“加味没竭汤（化膜汤）的临床和实验研究”、“加味没竭汤治疗膜样痛经的机理研究”、“加味没竭汤对原发痛经中前列腺素及其相关因素的影响”三个课题的研究，其中“加味没竭汤对原发痛经中前列腺素及其相关因素的影响”被列为国家自然科学会基金奖课题，并通过鉴定，获１９９３年上海市科学进步二等奖。朱氏诊务之余潜心于历代经典，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，总结、发表了不少具有真知灼识的见解。如“妇科临证诊治心得”、“痛经笔谈”、“溢乳闭经诊治心得”、“闭经证治”、“不孕症辨证论治”、“中医中药治疗２５例青春期功血症”、“痛经的疗效总结”等论文，还担任《妇科手册》（国家星火计划丛书）和《中医妇科临床手册》的主编和副主编。尤其是经她珍藏而幸免于“文革”之难的朱氏妇科集精萃《朱小南妇科经验选》得以付梓，使肇始于南山公、奠基于小南先生的朱氏妇科最终得以汇集发展，在医林中一帜独树，朱氏亦因此享有“三代一传人”之美称。
学术精华
朱氏独步杏林５０余载，虚心勤勉，博采众长，在前辈的学术中，又融入李东垣的脾胃学说、朱丹溪的滋阴降火学说、张景岳的温阳益肾论及唐容川、王清任的活血化瘀法，并揉合陈自明、傅青主等临床大师的精髓，融为一炉。她破除门户，扬长抑短，衷中参西，追求创新，大大丰富发展了朱氏妇科。兹择朱氏主要学术思想、学术特点简述如下。
一、乙癸同源　肝肾为纲
妇科之说，在宋以前较为简略，且“纲领散漫而无统”，及至宋·陈自明《妇人大全良方》始有系统而全面的总结，对后世妇产科学影响极大。清代叶天士提出“女子以肝为先天”之说，诸医尊之，如清·费伯雄曰：“男以肾为先天，女以肝为先天”。朱小南先生就有“肝气不舒则百病丛生，尤于妇女为甚”的见解。近代也有学者认为肾主先天，无男女之别。朱氏从肝肾同源及冲任隶于肝肾这一生理特征出发，认为肾为脏腑之本，十二经之根，藏精主胞胎；而肝藏血主疏泄，肝肾同居下焦，相火寄于肝肾。前人谓“肝肾乃冲任之本”。女子在解剖上有胞宫和乳房、经孕产乳受肝肾所统，肝肾协调，则经候如期，胎孕乃成，泌乳正常，故提出：“治肝必及肾、益肾须疏肝”，肝肾为纲、肝肾同治的观点。综观朱氏辨证用药多体现这一特点，如在柴胡、淡芩、广郁金、青蒿、夏枯草等疏肝、清肝方中，常配以女贞子、桑椹子、枸杞子、川断、寄生等益肾之品；在滋补肝肾方中少佐青皮、川楝子等疏达肝气之药，并且强调肝肾在月经周期中的作用。经前肝气偏旺偏重于疏肝理气调经；经后肾气耗损着重补源以善其本。为此朱氏常嘱后学：“此类药物貌似平常，权衡却在因人因时之宜。”小南先生变通应用于妇科肝旺肾亏的“扁鹊三豆饮”，经朱氏补充地黄、钩藤等滋肾清肝之品，扩大施用于胎前产后诸症，以及妇人面部褐斑。此外，朱氏撷取了补益肝肾之菟丝子、金樱子、五味子、石龙芮等数味经验之品，创制了“健壮补力膏”，广泛应用于崩漏、闭经、月经失调、胎漏、不孕、带下等疑难杂症，收到良好的疗效。
二、注重冲任　贵在通盛
冲为血海，任主胞胎，冲任二脉皆起于胞中，隶属肝肾而司女性生殖生理。宋·陈自明谓：
“妇人病三十六种，皆由冲任劳损所致。”调理冲任为历代医家所重视，但系统地论述冲任并提出理法方药的医家，始于小南先生。他不仅将冲任与脏腑、气血、其他经络的生理、病理关系结合起来，而且详细总结了冲任二脉的常用药物。朱氏深得其旨，在继承先父学术经验基础上对冲任虚损的病因病机、选方用药方面更趋全面。如久婚未孕，胞脉阻滞，勿忘气虚鼓动无力之因，治以补气通络；房事不慎，热瘀交阻，冲任阻塞，又宜清热化瘀，疏理冲任。审因论治，每每奏效。朱氏针对随着妇女月经周期变化，冲任气血盛衰也会出现生理性变化的特点，将补充冲任和疏理冲任药分类组合，分别施用于月经周期的各个阶段。如不孕症，期以巴戟、苁蓉、仙灵脾、枸杞子、菟丝子等以温养冲任；经前期以柴胡、香附、路路通、娑罗子等疏理冲任。朱氏谓冲任以通盛为贵，任通冲盛，毓麟有望。
三、衷中参西　务求实效
朱氏虽承家学，但从不囿于门户，曾先后求教于徐小圃、丁仲英、唐吉父等名家。５０年代倡言中西医结合时，朱氏就十分尊重向她学习中医的西医同道，在临诊中时时注意与他们切磋诊治疾病的心得。她认为，医学在发展，中医学应汲取现代科学技术和诊断手段，借以提高临床疗效，并由此探讨中医中药的奥秘。这一思想贯穿于朱氏整个医疗实践。朱氏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系统地研究了验方“加味没竭汤”（即化膜汤）治疗痛经的机理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。对输卵管阻塞性不孕，她主张整体调节（中医药调治）和局部治疗（输卵管通液）相结合，疗效明显提高。对已用西药调节月经周期、控制出血的子宫肌瘤、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患者，中药则重在化瘀散结；若是功血病人，则以固本复旧为法。如此取中西药之长注重临床实效的精神值得后辈学习。她引用基础体温、Ｂ超的结果作为临床辨证施治的参考。如高温双相多为阴虚内热；低温双相多为肝肾不足、气血两虚。再如子宫肌腺瘤和外在性子宫内膜异位症都是内膜异位，前者活血化瘀、消症散结，后者则加疏肝理气药。参考现代医学的诊断结果调整中医辨证用药是朱氏临证的一个特点。
四、处方精专　善于通变
朱氏临诊，胸有定见，素以师古而不泥古著称。其制方多在十味左右，不超过十二味，组方严谨、味味有据，尤善用药对、自成特色。女子以血为本，血证中尤以血崩最为凶险，医家每每感到棘手。南山公早年创制出著名的治严重血崩证验方———“将军斩关汤”，小南先生沿用并推广之，认为有“补气血而驱余邪，祛瘀而不伤正”之功。后经朱氏“治血证以通涩并用为宜”的学术经验加以演变，以“失笑散”为君，选择“将军斩关汤”中数味主药，更新为一首具有祛瘀生新止血之效，治疗重症崩漏的验方。同样以“失笑散”为君，配古方“通幽煎”、“血竭散”中诸药化裁成一首治血瘀型重症痛经的验方———加味没竭汤（即化膜汤），以其独特的疗效被纳入国家级科研项目，并顺利完成通过科研成果鉴定。朱氏处方讲究配伍，或相须相使，或相反相逆，药味不多，主次分明，取方或用原方，或用其意。药量适中，依病情而定。如病体极虚，过补壅中，药量宜轻，常用６～９克，缓缓进取，渐收功效。朱氏主张择药应注意不用或尽量少用气味难闻、难以入口之品，并告诫学生要全面掌握药性。如苎麻根有养阴清热止血安胎之效，又有润肠通便之力，尤宜于阴虚血热胎漏伴便结不畅之先兆流产者，脾虚胎漏用之无益。再如莪术，有开胃之效，症瘕痞结纳呆者多用。
五、从合守变　燮理阴阳
朱氏认为动静乃阴阳之兆，以平为期。她将诊治妇科疾患的要领归纳为“审阴阳、看动静”，作为临证之原则，将妇科治法的应用精炼为“从、合、守、变”四个方面，以四法为原则，燮理阴阳。
“从”者，反治也。如寒因寒用、热因热用、通因通用、塞因塞用。如经少、经愆、乳少、经闭，病似静闭，应以动药通之、导之，然证属精血不足、元气衰惫，宜以静待动，充养精血，调补元气。
再如崩漏、带下，状似动泄，当以静药止之、涩之，究其病因，属瘀阻、症积、湿蕴，须以动治动，用化瘀、消症、利湿法治之。
“合”兼治也。若见动静失匀、虚实并见、寒热错杂之证，制其动则静愈凝，补其虚则实更壅。两全之法，在于合治，药可兼用，朱氏常取七补三消，寒热并调、通涩并用。如治血瘀崩漏不止，以通涩并用法调治；体虚证实之症瘕之证，用攻补兼施，常以莪术合白术，消补相伍，寓攻于补等。
“守”，恒也。对病程较长，症情复杂的慢性疾患，辨证既确，坚守原则，“用药勿责近功”缓缓图治，以静守待其功。如治血枯闭经，以补充经源为先，待精血充盈，出现乳腹作胀等行经之兆时，因势利导，通利经隧。
“变”，变通也。治病贵在权变，法随证变，并要因人、因时、因地制宜，及时调整治法。如治实证痰湿阻络型闭经，先化痰疏络以动解凝（静），待湿化痰除，地道得通，邪去正虚，当及时转变治法，或调补气血，以静待动，济其源流，经水自调。
“从、合、守、变”四法分述有异，皆从紧扣病机出发。这是朱氏临证经验的高度概括，其内涵体现在妇科诊疗的各个环节。